1、《權游》與助貸
《權利的遊戲》迎來大結局，最終季槽點眾多，被粉絲直言“神劇爛尾”。但眾多槽點中，有一點跟金融相關。
當你在騰訊視頻追劇按下暫停鍵時，借貸廣告會馬上彈出。你隨手一點，就會被導入一個最快一小時借款20萬的借款頁面。
《權游》配網貸，好一個有反差的混搭。
但這種廣告模式，在金融領域，早已屢見不鮮。比如，玖富萬卡等小貸產品曾出現在共享單車ofo的APP開屏頁面上。
網貸藉助流量平台獲客的玩法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
早期，BATJ這些流量巨頭們為貸款平台推薦借款用戶的行為，被稱之為“導流”。而如今，它們有了個新名字——“助貸”。
“導流”與“助貸”稱呼之間的轉變，引發了業內的爭議，大多數人認為，這兩者不可混淆而談，承擔的責任也大不一樣。
比如，有從業者認為，只要為貸款機構，推薦了借款人，進行導流，就是助貸；但更多的人認為，單純的導流並非助貸，只有完成獲客，並進行風控，最後將合格的借款人推薦給貸款平台的行為，才是助貸。
一時間，關於助貸的真正定義，監管層與從業者各方觀點不一，從業的玩家對其定義也各不相同。
2、什麼是助貸？
到底什麼是“助貸”？
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監管層的定義是，通過平台自身獲取借款人，對用戶進行首次風控篩選后，將較為優質的借款人導流給銀行、持牌消費金融機構、信託等資金機構。
由資金機構經過終審后，完成對借款人放款的業務叫做助貸業務，而提供借款人的機構叫做助貸機構。
而對於部分從業者而言，他們並不這麼認為。
“沒有進行風控，單純的導流，也叫助貸。”就職於一家助貸平台多年的從業者李秒認為，只要幫助資金端實現貸款的模式，都屬於助貸的範疇。
而是否要通過風控手段，對借款人進行初篩，只是各家助貸機構選擇的模式不同而已。
“常見的助貸模式有兩種。”李秒稱。
第一種是助貸機構純粹的充當渠道，為資金方導流。
比如，銀行有一款自營的貸款產品需要推廣銷售，但自身推廣及獲客渠道能力有限。銀行會選擇將其訴求告知助貸機構，如：產品的准入原則、客戶年齡範圍、學歷程度、工資獎金等具體要求。
助貸機構會按照銀行的指示，去尋找相應的客戶，最終能否形成交易，與助貸機構無關，也不需要承擔風險。
“這就跟代銷一樣，但這種模式現在大多已經死掉了，利潤太薄。”李秒直言，交易成功一筆，才能收到一筆傭金，交易失敗，便無錢可賺。
第二種模式對於助貸平台而言，操作流程較為複雜。助貸機構要完成從獲客到風控的所有貸前審批流程，再將合格的借款人推薦給資金機構。資金機構進行終審，通過審核的借款人，便可獲得放款，用戶還款時直接將錢還給金融機構。在此期間，助貸機構還要參與對借款人貸后的管理。
因助貸機構在放款過程中介入流程較多，能更加確定借款人的安全性，利潤也相對較高。這也是目前大多數助貸平台與資金機構合作的主要方式。
但對於部分上市公司而言，他們對助貸有着明確的定義，在業務運營過程中也有一定的底線。
“要保證資金流向形成閉環，用戶提交貸款申請后，平台負責風控初篩，之後需要經由金融機構做終審再把貸款發放給借款人，而用戶還款時也是直接還給金融機構。”360金融金融資源中心總經理嚴鈺蓉簡單概括了這種平台助貸模式。
這與李秒談及的第二種助貸模式爭議不是很大。也就是說，業內關於助貸定義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機構在導流過程中是否要承擔風控？
但截至到目前為止，行業中並沒有標準的答案，儘管這已不是一個新鮮的模式。
3、助貸首批玩家
助貸的出現，要追溯到2007年。
彼時，堪稱助貸領域的鼻祖——國家開發銀行與深圳中安信業，達成協議。國開行提供資金，中安信業則提供獲客、風控、貸后等全流程服務，率先開啟“銀行+小貸”的模式。
隨後阿里巴巴、工行合作推出的“銀行+電商”的模式，亦被歸類為助貸。
不過，由於彼時的商業行業對於助貸業務的接受程度偏低，以至於這種全新的模式並沒有得到快速的發展。
2013年，伴隨着互聯網金融的蓬勃發展，助貸模式開始崛起。
那個時候，互金平台為求快速擴大規模，燒錢引流，很快便從其他互聯網平台或機構獲取了大量借款人，但由於自身資金不足，又或缺乏牌照，不得不將部分客戶推薦給銀行，以此途徑賺取點中介費。
“銀行不喜歡臟活、累活，很難放下身段去線下獲客。”某助貸平台負責人肖宇直言：“但我們願意。”他們介紹客戶給銀行，除了賺取銀行給的傭金，還可以順便開展一些別的業務。
這種模式，銀行也特別喜歡。銀行不用親自掃街，通過助貸機構的牽線搭橋，就可以獲得借款人，完成每年上級規定的放款業務。順便，還能完成開卡業務。
“借款人在哪個銀行借錢，就需要開一張相應銀行的銀行卡，以便於接收貸款和還錢，開卡的數量可以使銀行的年度賬面業績變得非常漂亮，一舉多得，他們何樂而不為。”肖宇極為樂觀。
在需求互補的情況下，銀行與互聯網金融機構一拍即合，將助貸模式運用得漓盡致，雙方規模一度獲得快速增長，實現共贏。
據證券日報報道，有第三方機構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截止到2017年年底，涉及到助貸業務的機構已有近千家，若加上線下的助貸機構，已不止千家。”
4、助貸起死回生
好景不長，就在風風火火的好日子持續了四年後，助貸模式遭遇到了誕生以來的第一次強監管。
2017年底，互金風險專項整治小組與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小組聯合發布《關於規範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下稱：141號文）明確規定銀行不得為為無牌機構提供資金放貸或聯合貸，一時間，春風得意了幾年的部分助貸機構陷入困境。
不過有人歡喜有人憂，此後的一年裡，諸如樂信、趣店、品鈦等平台依靠助貸業務賺得盆滿缽滿。
拍拍貸、360金融、小贏科技這幾家上市公司，更是靠助貸業務撐起了2018年全年業績。
其中，360金融助貸收入為31.08億，佔總收入69.9％；拍拍貸通過助貸業務全年撮合借款額高達614.98億。
2019年年初，互金風險專項整治工作、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了《關於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範工作的意見》（簡稱：《175號文》），明確規定部分網貸機構可轉型為助貸機構，助貸再次迎來新一輪的爆發。
“眼下，不管是金融機構還是助貸平台，都有各自的需求。助貸越來越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流量和資金的不均衡。”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兼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稱。
“金融機構上千家，資金分佈相對分散，對於任何一方機構來講要麼流量過剩，要麼資金過剩，這種趨勢也是很難逆轉的，助貸的生命力會越來越強。”
除銀行之外，互聯網金融機構可以說是助貸模式興起之後真正意義上的首批玩家。
但由於早期的互金機構在引流過程中，自身沒有足夠風險識別能力，導致中小銀行在放款過程中，潛在風險迅速提高，這使得厭惡風險的銀行，有了叛離之心。
為了保證合作能夠順利進行，互金平台開始走上兜底的不歸路。
如果借款人出現壞賬，由助貸機構全額賠付。他們希望以此來減少銀行的戒備。
在助貸模式中，小的互金助貸機構彷彿處處受制於資金端，毫無話語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資金機構斷掉資金流。
“銀行的資金成本最低，誰都想抱住這個大腿，但談何容易。”肖宇坦言。
然而天外有天，自視清高的資金機構，也有被巨頭壓制的時候。
這是繼早期互聯網金融玩家之後的第二批玩家——BATJ，它們手握流量與技術，來勢洶洶。
BATJ的強勢入局，一方面澆滅了資金機構的囂張氣焰，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小助貸機構的競爭壓力。這樣的壓力既來自於市場流量的搶奪，也來源於對資金端的獲取。
5、BATJ強勢入局
2014年以後，以BATJ為首的互聯網巨頭先後成立金服公司。在體量與技術的驅使下，巨頭們很快成為成為資金機構們的首選，老牌互金助貸玩家們被晾在一邊。
“有些資金機構，閉着眼睛給這些巨頭放貸，他們完全不愁資金，每天資金機構們排着隊去尋求合作，送走一波又來一波。”李秒稱，相比於中小平台，互聯網巨頭優勢明顯，資金機構主要看重的是這些平台的體量。
BATJ旗下的金融公司與資金機構合作的方式通常有兩種。第一，將長期缺乏信用記錄的小部分次級客戶給銀行做聯合貸；第二，直接向銀行引流，通過銷售數據獲取傭金。
值得注意的是，BATJ這樣的巨頭也不僅僅只是跟銀行合作，比如：螞蟻金服也曾2015年與互聯網金融企業趣店展開合作，為其提供流量入口；今日頭條旗下“放心借”也與中銀消費金融互惠互利。
“雖然這些互聯網巨頭優勢佔盡，但在早期他們也需要為資金機構提供風控等服務，並或明或暗承擔一部分兜底，”李秒直言，“但在2017年底，情況發生了轉變。”
《141號文》下發，其中明確提及，銀行不得為無牌照機構提供資金放貸或聯合貸，外包風控，接受無擔保資質公司兜底增信。至此，兜底模式被徹底扼殺。
隨後，BATJ旗下相關金服公司以監管政策為由，申明未來合作將由銀行自主風控，平台只做風險評估，並不再兜底，巨頭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如今，BATJ的助貸模式跟大家一樣，都是流量+風控。”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這種助貸模式在前兩年就已經是一些金融科技公司的主流業務，只是關注的人不多而已。
監管之下，夾縫求生的中小助貸機構，開始醞釀出一套新的玩法。
“引入第三方擔保公司或者保險公司，讓第三方作為擔保，同時繳納一筆保證金，數額為再貸餘額的5%—10%，交給銀行，借款人發生壞賬時，這筆保證金就可以直接作為賠償。”李秒直言，這筆保證金，要麼由助貸機構來出，要麼通過第三方機構找借口從借款人手上收取。
“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機構只要保險公司作為第三方，不要擔保公司。”肖宇透露，原因在於融資擔保公司可能會有倒閉的風險，但保險公司不會。
監管之下，流量系巨頭仍是佼佼者，而中小玩家只能夾縫求生，但這也並沒有妨礙另類玩家的崛起。
6、另類助貸玩家
這類低調的玩家，在助貸這片大藍海中隱匿的淘金。
合作多年的小微企業是他們開展助貸業務的利器，掌握的核心運營數據使得這類玩家底氣十足。
“我們服務的都是小微企業，他們的借款需求相當旺盛”一家從事稅務公司的員工王鵬透露，“稅收其實是入口，我們的風控部門會根據各家企業的運營數據制定風控模型，然後對接銀行，給有借款需求的小微企業授信。”
“但在這個過程中，借款人的財務數據、工商數據極為重要，這是衡量借款企業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標。”王鵬補充到。
圍繞自身業務獲取用戶資源，積累一定數據后，幫助有借款需求的小微企業對接資金端，從事助貸業務，正在成為部分擁有流量資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比如，我國的兩大ERP軟件提供商金蝶、用友；知名的电子發票平台航天信息與百望；與對家國稅局建立合作的知名“銀稅互動”平台微眾稅銀、東方微銀等。
“我們這些小微企業跟別的行業不同，合作多年，對這些借款企業的運營數據了如指掌，沒有還款能力的企業我們是不會幫他們跟資金機構貸款的。”
王鵬稱，在與資金端對接的過程中，是需要兜底的，如果借款人壞賬，他們要通過全額或分期的形式一分不少的償還給銀行。
“公司從去年年底才開始做助貸業務，到現在已經有近五千萬的放貸規模了，基本上沒有產生壞賬。”王鵬對於這個數據極為滿意，“有流量有需求，這些資源不用白不用。”
還有一些助貸機構，他們前期圍繞借款用戶幫助其向資金借款，後期則圍繞借款用戶做在其他領域做更多的服務，賺取更多的利潤。也就是說助貸業務只是機構開展終極業務的一個環節或基礎，而並非盈利的全部。
入場玩家前赴後繼，助貸機構遍地開花。
助貸，真的如此美好？其實，不然。
7、助貸難言之隱
資金的獲取，暗藏的風險，以及監管的不明朗，無一不是助貸機構所面臨的痛點。
“找資金就很難，大多數資金機構看中助貸機構的規模和知名度，主體越好，溝通成本越低”李秒直言。
“在這個行業，品牌極為重要，BATJ這樣的巨頭，資金機構排隊尋求合作。某些背景較好的公司，僅銀行就能對接三四十家，但一般小的助貸機構，資金機構是不屑的，因此小的助貸機構很難跟大銀行進行資金合作，只能下沉。”
助貸機構一般將資金端來源為分為三個等級。
一等是銀行機構，資金成本低，三到四個點，但要求高，助貸機構需要自擔風險；
二等是持牌消費金融機構及信託公司，資金成本能高到14個點左右，但對借款人要求相對於銀行有所降低；
三等便是一些排名較為合規的小貸平台。
“資金端對於每個借款主體的放貸額度有嚴格的限制，超過額度一概不放。因此，各家助貸機構往往會對接不同級別的資金端，滿足自己需要，但有一個點是越小的助貸機構對接的資金成本越貴，在哪都一樣。”李秒坦言。
獲取資金難只是助貸艱難的一方面，對於一些后入局的玩家，他們甚至沒有立足之地。
“有的人在這個領域摸滾打爬多年，深知行業的套路，既有流量又有風控技術，擁有核心競爭力，新入局的平台會輸在起跑線。”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有的平台甚至可能陷入一手買流量，一手賣流量的怪圈，利差極小。”
但這些對於助貸機構而言，都不是致命的。
“截止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家監管機構對助貸業務主體負責，只有銀行在被監管。”互金專欄作者肥皂稱，“如果某天，監管層認為銀行有借他人之手進行放款的模式出現問題，那麼助貸機構將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儘管當下，大家對於助貸業務青睞有加，互金監管層也鼓勵網貸機構轉型助貸業務，但資金端的監管部門從未承認助貸業務的可行性，這使得助貸模式隨時面臨釜底抽薪的可能性。
“此前，杭州得政策就已經有所徵兆。”肥皂透露。
今年1月，浙江銀保監局就曾對各銀保監分局、杭州銀行和各城市商業銀行杭州分行下發了《關於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
文件不僅對銀行與助貸機構進行合作的條件進行了要求與規範，還嚴格指出，當地城商行、民營銀行在開展互聯網貸款業務時，應當堅持不跨區域放款的原則。
顯而易見，城商行的資金從此不能以放貸的形式出省。也就是說，即便助貸機構推薦給了銀行借款人，但借款人不在該行的所在地，也不得放款，助貸機構只能白忙活。
“債權不明也是助貸業務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點。”肥皂稱，在助貸業務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很多借款人並不知道的自己的資金來源於何處，這些借款人只認自己所接觸到的助貸平台，而非第三方資金機構。
因此，一旦借款人追究細節時，因為有第三方的介入，勢必產生分歧。
“監管永遠都是懸在行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從業者陳飛感慨。
“我們早幾年之前，就已經開始接觸助貸模式，那個時候還未監管大額標，平台將大額的標的推薦給一些資金機構，幫助借款人進行貸款，但2016年大額標被限制，我們的房產助貸業務便被迫被停止。”
助貸最核心的問題，跟任何被監管的領域都一樣，還是牌照難題。
在監管層多次下發的文件中，不止一次或明或暗的提及，銀行業金融機構不得接受無擔保資質的第三方機構提供增信服務以及兜底承諾等變相增信服務。
那麼，就此條監管政策來看，整個市場，又有多少平台符合這項規定呢？
曾有一些平台，為了獲得擔保資質，不惜重金想要購買融資擔保牌照，但其過程並不順利。
“深圳的融資擔保牌照已可賣到六百多萬一張，而北京則高達750—800萬一張。”從事多年牌照轉讓的李磊向投中網透露。但從目前來看，牌照成交的數量極少，四五個月不能形成一單交易是常態。
“大家都比較看重融資擔保公司的註冊資本，這樣方便放款的時候撬槓桿，金額小的，看不上，金額大的，別人又不願意轉讓，供給與需求不匹配”李磊嘆息。
另在利潤方面，助貸機構看起來表面的亮眼業績，實則也暗藏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產業金融研究基地副秘書長陳文直言：“部分助貸平台短期利潤雖然亮眼，但賬面利潤可能虛高了。在早期的跑馬圈地中，助貸業務的利潤能夠很快體現出來，但最後往往需要助貸推薦方背負的壞賬還沒有真實暴露出來。這種業務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收益前置，風險後置特徵。”
一些助貸業務的從業人員也表示出深深的擔憂:“在持牌金融機構越來越重視消費金融業務的大背景下，如果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鋪開了自有的獲客渠道，自己的模型風控也跑出來了，那我們的生存空間還有多大？”
自誕生到如今，助貸已經過數十載，起源於銀行，卻不局限於銀行，被廣泛複製到各個領域。在激烈的廝殺、叢生的亂象與趨嚴的監管等多重“災難”覆蓋之下，助貸淘金者們，誰能在合規合法的前提下，成為最終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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