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老哥的15年，見證催收發展，如今“失蹤”
2019-03-21 16:08
來源:債衛士
銀行 /信用卡 /手機
催收，一個聽起來邊緣化、帶着原罪的名稱，在現金貸和互聯網金融風口乍起時刷了一波存在感。催收經歷過發展的黃金時代，也野蠻生長過，對金融機構和銀行來說，它是風控的最後一道關卡。通過催收行業這一“灰色地帶”，還可以側面一瞥互金行業、汽車金融等行業發展略為尷尬的一面。
“公司人心惶惶。”說完這句，張濤掐滅了手裡的煙。
張濤在一家催收公司工作，作為公司二把手，已經跟着老闆老王干這一行七八年了。“雖然我沒事了被放出來了，但是王哥還沒出來。許多之前信任我們的甲方，都和我們中止了業務。”
四個月前，老王扣了債務人一輛寶馬，作為沿海地區催收行業里的領頭人，這是他十年裡重複過很多次的一個行為。但這次，他進了看守所。
按張濤的說法，老王是國內最早一撥涉足催收行業的人。從信用卡催收、到汽車金融催收、再到網貸催收，老王見證了催收行業的發展，卻在看守所體會了人生的至暗時刻。
在近40萬億貸款背後，有一個帶着“原罪”、無現行法律規範的暴利行業——催收。它伴隨個人貸款消費業務而生，全民加槓桿時代中越來越多的欠款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資產回收需求，在新平台不斷放寬貸款條件后，各式各樣的催收公司開了起來，高回報也驅使這他們不斷踩踏監管甚至法律紅線。
隨着金融監管趨嚴和“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展開，灰色地帶的催收行業是應當徹底被嚴禁，還是制定規範劃清紅線讓其合理合法？這關乎未來。
曾經的體面人
催收興起於2003年。那時，各個銀行的信用卡專員走街串巷，逢人就勸辦信用卡，“你簽字就行，其他的我給你辦”。
2003年到2010年之間，信用卡發卡銀行從幾家快速發展至近百家，發卡量從兩千多萬張增至數億張。截至2010年年底，信用卡累計發卡量達到2.3億張，期末應償信貸總額4491.6億元，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76.89億元。
信用卡業務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大量貸后資產管理的需求，催收開始成為重要的一環。發卡量和貸款總額不斷增加，各發卡分中心無法自行應對龐大的逾期客戶量，開始將信用卡催收業務外包給專業的催收公司。
老王的嗅覺十分靈敏，極早地捕捉到了金融市場的需求。三五個大學甚至專科畢業的年輕人，一間辦公室，幾部電話和電腦，老王依靠着自己在當地特殊的人脈關係背景，很快設立了催收公司、如火如荼地開展了業務。
“2005年公司成立，主要業務就來自於中行、工行、廣發等銀行的信用卡催收，銀行內部的風險管理部門催收電話根本打不過來，呼叫中心的客服也不適合干這個，就靠我們去駐場催收或者他們外包出來。”
業務繁忙的老王很快拓展了團隊，從幾人發展到幾十人、上百人，不過數月時間。“每天要打兩三百個電話，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雖然很累，但那幾年的欠款人都比較好催，跟他們講一些法律、合同條款，或者聯繫到家裡人施加壓力，還款還是比較快的。”
老王公司里的一位員工回憶，2007年時，由於工作量大、回款比例高，部分人一個月拿到近十萬塊錢，每月拿到兩三萬的催收員也不在少數。
面對逐年增長的信用卡逾期未償信貸額度，除了將案件打包給老王這樣的外部催收公司，也有發卡行如民生銀行，選擇進行內部催收。
民生銀行在2007年組建資產管理部，將部分曾經負責發卡的員工轉崗，負責催收工作。“我剛入職的時候團隊只有幾十人，到2011年就有2個科室、100多人了。”一位曾在民生銀行做催收工作多年的人士表示。逾期賬戶按照賬期長短分為M1、M2、M3和M3+，每天大概要處理M3+一百戶左右，還有四五百個M0至M2之間的滾動賬戶。額度集中在幾千塊和三萬左右之間，催收人員按回款比例的千分之六提成。
“2013年開始提成上不封頂之後，收入變得可觀起來。”前述民生銀行員工告訴記者，“早期的客戶抗催能力很差，容易回款。”
作為銀行內部的催收員，可以拿到央行徵信報告、信用卡申請原始資料。當與欠款客戶失去聯繫，一通電話往往就能取得客戶的單位、街道派出所甚至村委和鄉政府的協助。“銀行這層身份，當時還是不一樣的”。
即使遇到難纏的客戶，催收員也會以刑法第196條——“信用卡詐騙罪”給客戶施壓，或請地方信用卡分中心的同事進行上門催收。
從2007年到2013年，民生銀行內部的催收業務逐漸開始規範。催收員工作時間須上交手機，工作電腦使用內網，央行徵信查詢權限收歸專人負責，央行徵信端口與賬戶直接對接，不允許查詢他人徵信。
“這一套早就不好使了。”該人士無奈地說，“債務人維權意識越來越強，單位、地方機關也已經接慣了催收電話，沒有人會再給銀行幫忙。”
“不僅信用卡催收越來越難，銀行對催收公司的資質要求也越來越嚴格，中小型公司基本沒辦法再和銀行合作了。”
危險邊緣的“高光”時刻
信用卡催收有額度小、案件量大的特點，除此之外，由於辦卡時申請條件往往十分寬鬆甚至弄虛作假，信用卡逾期之後，要找到欠款人的聯繫方式和有效地址也非常困難。
不過，在信用卡催收進入瓶頸階段后，汽車金融的快速發展，又給催收行業帶來了新機會。
2008年中國汽車金融信貸規模達到1500億，自此開始飛速發展。至2017年，信貸規模達到1.2萬億左右，年複合增長率高達26%。
老王和他的夥伴們發現機會又來了，公司業務隨即從信用卡催收轉向汽車金融催收。
這一次，他們開始給各個汽車金融、租賃公司做起了催收、收車業務。砍掉大部分電話催收團隊，年輕力壯的留下來收車，打點好各路人馬。汽車金融公司對於催收代理幾乎沒什麼門檻限制，沒多久，他們就拿下了幾個大型汽車金融公司的合作。
當借款人出現高天數逾期，催收公司會拿着甲方公司的授權書和借款人的貸款合同，先與其進行談判，用禮貌的方式替甲方公司收回款項或者車輛。
但是，借款人一般不會配合。當借款人不還錢也不還車的時候，老王就會和兄弟們把車弄回來。
查找借款人信息、蹲點兒、偷偷安裝GPS、甚至配鑰匙偷車或者截停搶車，用老王的話說“有些做法上不了檯面”，但是“甲方公司收回資產的需求太過強烈、傭金也太過慷慨”。
“欠十萬的車，收車的傭金就能上萬，如果還能讓客戶還錢，我們拿走五萬，比信用卡催收高多了。”
“傳統的拖車方式肯定會存在搶的行為。”某傳統汽車金融公司催收負責人告訴界面新聞記者。而對於優信、大白汽車、微貸網等後起的互聯網汽車金融租賃公司，收車的需求則更加強烈。
與銀行和傳統汽車金融公司相比，互金公司不但車價低，客戶群體的資質更低。互聯網公司沒有耐心，收車環節開始的更早。
“錢是銀行的，借款人不還我們就只能代償了，跟銀行都有兜底協議，逾期30天就直接收車。”一名優信的員工說。
據介紹，“巔峰”時期，老王一晚上可以收回6輛車，傭金就能賺上十幾萬。老王穿起了黑色的貂皮大衣，戴上了手指粗的金項鏈，在行業里被稱為“王哥”。
最近幾年，跟着王哥的張濤發現催收行業里忽然來了許多新面孔。
現金貸市場的興起，為各種小催收公司的誕生和野蠻生長提供了沃土。 為了拿單子、要回款率，催收的底線一次次的降低。催收很快以侮辱、毆打、拘禁、艾滋病催債甚至致人死亡等惡性事件的方式，進入了公眾關注的視野。
和收車業務不同，“現金貸、網貸的催收按賬期長短，提成約為30%、50%甚至可能高達90%。”安徽一家小型催收公司人士告訴記者。
通過快遞、消費記錄等個人信息的倒買倒賣、“呼死你”式的電催以及威脅恐嚇甚至暴力的上門催收，在2017年底監管加碼整治力度之前，各地潮湧的小型民間催收公司通過“又快又狠”的方式攫取了高利益。
有曾在微貸網工作的人士告訴界面新聞，公司自主開發的一款軟件，在用戶註冊、借款后，可通過技術手段在後台直接調取客戶的通話記錄，以供催收欠款使用。
2017年11月，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布的互聯網金融監測數據显示，發現各類催收平台370個，催收項目188萬個，涉及催收資金1.7萬億元，註冊催收人數超過150萬。僅2017年6月至11月，監測到催收頻次1000餘萬次，暴力催收施害人達79萬，受害人92萬。
中國互聯網金融舉報信息平台運行兩年的時間里，累計收到17萬條的舉報，主要集中在暴力催收和客戶的隱私保護問題，比重高達佔了84%。
“失蹤”的催收大佬
隨着金融監管逐漸收緊，針對催收行業的治理從2017年底拉開了大幕。
2017年12月1日，《關於規範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出台，開展對網絡小額貸款清理整頓工作。
該通知不僅針對過度借貸、重複授信、不當催收、畸高利率、侵犯個人隱私等現金貸業務暴露出來的問題提出了要求，而且追本溯源針對小額貸款公司突破融資限額、銀行業金融機構資金違規流向“現金貸”等深層次的問題均提出了整治要求。不久，《關於做好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整改驗收工作的通知》下發，網貸平台從狂歡式的擴張，正式進入統一監管的生死時期。
2018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銀保監會印發《中國銀保監會關於銀行業和保險業做好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有關工作的通知》《關於規範民間借貸行為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有關事項的通知》，公安機關、金融監管部門開始依法進行調查處理採用非法手段催收民間貸款的行為、凈化金融環境。
截至9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惡犯罪17000餘件、57000餘人。
曾經如野草叢生的眾催收公司在這一輪監管重鎚之下，倒閉、轉行、裁員成為了行業關鍵詞。
據界面新聞了解，今年以來在北京地區的各種汽車金融、催收行業大會中，有多個主題定位為“尋找出路”“再次出發”的議題。
“融資租賃公司納入銀保監會監管，掃黑除惡給汽車金融業務貸后管理帶來了艱巨的挑戰，今年行業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困難。”一場汽車金融行業峰會的負責人慨嘆。
“我們現在天天夾着尾巴做業務，東北、西安、河南的催收代理都有被抓的。”某金融公司人士表示。
“形勢不好，收車的傭金也上調到15%至30%，回收率還是不高。但是由於還款時利息是前置的，之後還可以提起訴訟，讓借款人再償還本金。”某互聯網汽車金融公司人士告訴界面新聞，由於回收車輛不便，與2018年初相比，不良率已經上升了兩成。
早在今年上半年，老王就已察覺出了行業遇冷的信號，開始為自己的催收公司謀求轉型。但是，受行業和門檻限制，對於大多數催收從業者來說，轉型太難了。
現在行業里的朋友談起老王，語氣很是平淡。“趕上了，沒辦法。我們已經給員工做了培訓，女的和帶孩子的車，不拖。”
然而“貓捉老鼠”式的應對，並非長久之計。
催收對於金融機構和公司來說，意味着不良資產回收的最後一道關卡，對於風控無疑是剛需。但合法、合規的那道紅線，目前仍尚不清晰。
“貸后催收的嚴監管，促使公司從產品和審批前端不斷改善、調整，在法律層面更加受保護。”某互聯網金融公司人士告訴界面新聞。
而在合規的夾縫中，如何平衡債務人和債權人的關係，如何從細節上約束催收行為，如何合法有效的收回不良資產，這些都是仍需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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