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貸，正成為互聯網金融轉型的重要方向，也成為其盈利的主要來源。
近日，多家在美上市的互聯網金融平台發布公告显示，助貸類業務快速增長。樂信財報显示，2018年4季度，樂信通過為各類金融機構服務而獲得的金融科技收入達到8.25億，同比2017年第四季度的1.91億增長了331%。
拍拍貸發布的2018年業績報告显示，全年放款614.98億，與2017年的656億相比，下滑了6.3%。但是四季度助貸業務增長迅速，通過撮合機構資金促成的借款金額佔總撮合額的比例，從2018年第三季度的14.3%上升至第四季度的20.4%。
另外，汽車金融交易平台易鑫集團發布2018年度業績報告，易鑫2018年總收入為55.33億元，同比大增42%。其中，貸款促成業務（簡稱助貸）表現尤為亮眼，同比增長達到126倍。在這些上市公司的財報中，助貸成為重要的增長極。
監管之下向助貸轉型
實際上，目前業界對於助貸並沒有統一的定義，通俗的理解就是為放貸機構的貸款業務提供支持和幫助。目前，業內的助貸是銀行等持牌金融機構，通過助貸平台，向平台推薦的用戶發放貸款。一般而言，由平台推薦給金融機構的用戶經過審核，但由於監管要求金融機構風控不可外包，所以平台推送后，金融機構還會進一步進行風控審核才可貸款。金融機構按一定比例支付給助貸平台傭金。
從整個金融科技行業趨勢看，引入機構資金、發展助貸業務正成為各個頭部平台新的着力點。
在互金嚴監管整治之下，一些剩下的P2P紛紛開啟了轉型的大幕，助貸也成為重要方向。“現在監管逼得P2P不得不轉型，三限方案限制了成交量，如果不轉型基本就是等死，P2P的問題一定要在發展中解決。”一名P2P負責人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去年開始慢慢引入機構資金合作。
另一方面，以往現金貸、金融科技企業等資金都來源於P2P，隨着行業趨嚴、市場萎縮，資金端來源受限，這些企業只能藉助自身的助貸能力和科技能力與金融機構合作形成“聯合貸款”的模式。
網貸的這種轉型有監管層的支持。2018年12月19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P2P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發布了《關於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範工作的意見》，其中明確指出“積極引導部分機構轉型為網絡小貸公司、助貸機構或為持牌資產管理機構導流等”。
事實上，助貸的發展，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也是重要推動的因素，加上金融業務的場景化，各類機構對金融的支持從獲客深入到風控環節，助貸的發展越來越快、花樣越來越多。
“分工協作能顯著優化資源配置。在金融行業，類似助貸這樣的分工協作，也是趨勢所在。而助貸的發展，深化了金融產業鏈分工，也會逐步模糊金融與非金融的界限。”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國內資深小微信貸專家、兀峰科技董事長嵇少峰認為，受限於小微信貸最後一公里鋪設的難度與成本，銀行與外部小微信貸機構、金融科技公司、融資擔保公司等進行資源互補的助貸合作，共同拓展小微信貸市場，對市場與機構來說是一種多贏的選擇。
監管的選擇
近期，浙江、上海等地監管關注“助貸”和“聯合貸”業務風險，釋放了更多監管信號，有人將2019年喻為助貸的監管元年。
關於助貸最早的監管文件，源於2017年8月，銀監會曾下發了《關於就聯合貸款模式徵求意見的通知》，探索互聯網貸款模式，徵求聯合貸款模式的意見。通知要求，只有“經中國銀監會批准設立，持有金融牌照並獲准經營貸款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才能從事互聯網聯合放貸業務。
在2017年12月，監管下發《關於規範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開展貸款業務的，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外包。
2019年1月初，浙江銀保監局下發了《關於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對當地城商行開展“互聯網助貸、聯合貸款”業務提出更高要求，主要要求包括核心風控環節不得外包、資金不得出省。
2019年1月14日，銀保監會發布《關於推進農村商業銀行堅守定位 強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務能力的意見》，要求農商行嚴格審慎開展綜合化和跨區域經營，原則上機構不出縣（區）、業務不跨縣（區），應專註服務本地，下沉服務重心，當年新增可貸資金應主要用於當地。
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銀保監局黨委書記韓沂在全國政協駐地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針對銀行與第三方機構聯合貸款業務，上海在去年就下發了相關文件進行整治，最近再度重申，要求違規總額不得再增加。
“從文件來看，助貸要有自身的邊界，銀行是最終風險的承擔者，對銀行的風險評估和貸后管理能力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若銀行不滿足這些基本條件，靠助貸做大規模並跨區域經營，會造成相關銀行的信用風險過載，給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帶來潛在風險隱患。”薛洪言說，所以對助貸的管制中，有一條就是不允許將核心風控環節外包，並要求助貸機構向放貸的金融機構開放必要的風控數據。”
另一方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降低貸款成本，增強信貸投放能力。這預示着監管除了規範發展時，可能會對小微企業的助貸有政策性的支持。
銀行對助貸有現實的需求，因為要完成如此多的業務，要麼尋求自身的技術突破，要麼尋找外部的合作夥伴。
一位國有銀行零售業務相關人士表示，銀行如今都在轉型零售業務，但銀行傳統獲客渠道中的優質客戶早已被開拓得差不多了，急需其他獲客渠道。銀行系統內部有共債體系，銀行的優質客戶已經達到借貸的最大限額后，其他銀行無法再對其進行放貸。“互聯網金融的獲客渠道則與銀行不同，其客戶與銀行存在錯位，銀行與互聯網金融平台達成協議，以此補充獲客來源。”
薛洪言表示，助貸是好事，有助於推動信貸資源的優化配置，擴大信貸融資的覆蓋面，降低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以助貸為標誌，金融產業鏈在不斷深化，這也是一種創新。這種創新，你可以說是突破了現有監管的框架，也可以說是一腳踏入了監管空白地帶。但從監管與金融機構漫長的博弈史中不難發現，只要創新要有助於資源配置、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等金融基礎功能的實現，監管終究會向創新‘妥協’。”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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