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接近監管的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獨家透露，上海網貸主管部門表示，到今年6月底會把上海網貸機構數量再壓縮一半。多數受訪者也表示，網貸降存量是必然，但仍有發展空間。
在行業寒冬期，多數平台在準備備案的同時開始謀變，轉型監管引導的助貸機構、網絡小貸成為主流，也有部分平台擬向私募機構及金交所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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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目標：壓降存量
2017年6月，監管層首次提出網貸業務規模和機構數量“雙降”要求。中國人民銀行等國家十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清理整頓工作的通知》，“雙降”要求首次正式出現在官方文件中。隨後，各地方監管部門發出通知，要求網貸平台以2017年6月30日業務餘額為基準，遵照執行“雙降”指令。
2018年底，網貸“雙降”升級為“三降”，部分地方互金協會發文提出，“待償餘額不得增加”、“出借人人數不得增加，並應有序減少出借人人數”、“線下門店數量必須持續壓縮”。
步入2019年，引導網貸機構有序退出，進一步壓縮網貸存量，防範風險成為監管部門的工作重點。今年1月10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領導小組辦公室、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專項整治工作會議提出，“以合規檢查促‘三降’落實、良性退出、合規經營和風險出清。”
之後曝光的《關於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範工作的意見》（“175號文”）明確指出，“堅持以機構退出為主要工作方向，除部分嚴格合規的在營機構外，其餘機構能退盡退、應關盡關，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嚴格管控存量規模和投資人數，執行雙降要求”。
3月13日，有接近監管的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獨家透露，3月12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召集各區金融辦開會，網貸主管部門領導在會上表示，到今年6月底會把上海網貸機構數量再壓縮一半。會上，還點名了幾家問題比較多的網貸平台。
記者從網貸之家了解到，3月又少了22家網貸平台，整個行業目前存活平台1021家。
3月月報显示，廣東、北京和上海繼續排名正常運營平台數量前三位，分別達到228家、213家和109家，這三個地區也是全國正常運營平台數量超過100家的地區。三地累計正常運營平台數量達到550家，占同期正常運營平台數量的比例為53.87%。網貸之家認為，在平台退出為主導的背景下，各地正常運營平台數量預計也將繼續下降。
此外，記者注意到，截至3月底，除了廣東、北京、上海、浙江和山東五個地區外，其餘地區的正常運營平台數量均不超過30家，其中內蒙古、天津、海南、寧夏等8個地區的正常運營平台數量不足10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濤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網貸機構的數量會巨幅降低，這是肯定的，1000多家還是不符合市場規律。”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則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在“能退盡退，應關盡關”的政策指導下，網貸平台正經歷着嚴格的合規整改與合規評估，少數平台能通過備案，多數平台將走上轉型和清退之路。“對網貸平台而言，合規之外，市場運營能力才是生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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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選擇：轉做私募
隨着網貸存量的進一步壓縮，部分平台開始向私募機構轉型，“網貸老大哥”紅嶺創投就於近日宣布清盤並往線下私募轉型。
3月23日，紅嶺創投董事長周世平在紅嶺社區發帖《雖然是清盤，但不是說再見！》，稱紅嶺創投將於2021年12月底清盤線上債權資產，未到期部分債權由紅嶺控股全額收購，旗下投資寶平台轉型線下私募，億錢貸平台則繼續保留並爭取備案。
紅嶺創投官網显示，紅嶺創投2009年3月正式上線運營，至今累計融資總人數13萬人，累計出借總人數為48萬人，累計出借4519億元，待收184億元（不含凈值標）。
尹振濤表示，網貸和私募是兩套邏輯。其一，從產品設計上，網貸和私募就有本質不同，私募不是借貸關係，是債權關係；其二，面向客戶不同，網貸面上C端的普通客戶，私募面向高凈值客戶，有KYC規則（了解客戶規則）要求和准入門檻；其三，募集方式也不同，網貸是互聯網的公開募集，私募則是線下的非公開募集。
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筱芮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轉型私募的話，曾經有網貸基金做過類似產品，但最後以失敗告終，涉嫌突破合格投資人數量限制以及項目拆分，“也有通過業務員代持形式繞道監管，雖然沒被發現，但底層風險相當之大”。
薛洪言指出，相比之下，獲得私募牌照要容易得多，不過私募管理人只能面向合格投資者（一般是高凈值投資者）開展業務，網貸的客戶則是小額出借人，轉型私募管理機構，網貸平台等於自廢武功。
不過，一位不願具名的網貸資深分析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一般網貸平台轉做線下私募困難重重，但紅嶺創投以“大額標”、“凈值標”起家，因此紅嶺創投的投資人相對於一般的網貸平台更符合私募合格投資人的要求，這或許也是紅嶺創投轉型線下私募的一個原因。
網貸之家在統計報告中也指出，選擇轉型做私募的P2P網貸平台，在所有的轉型退出平台中屬於P2P網貸業務規模偏大的一類。一般來說，規模越大的P2P網貸平台其高凈值客戶越多，而高凈值客戶恰恰正是私募的目標客戶群體。
另外，也有網貸選擇設立或涉足金交所，但業內受訪者一致認為難度很大、意義不大。
尹振濤指出，從目前來看，擁有交易所渠道的平台其實還是少數，特別大的平台或者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才有資格，網貸完全轉向交易所比較難，因為交易所現在也在專項整治，各地正在對交易所，特別是金融資產交易所進行專項整治。
1月29日，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辦公室下發《關於三年攻堅期間地方交易場所清理整頓有關問題的通知》，在2018年11月下發的《關於穩妥處置地方交易場所遺留問題和風險的意見》基礎上，進一步強調金融資產類交易場所化解風險的方案要求，重申金融資產類交易場所定位及業務範圍問題。
蘇筱芮認為，如果網貸機構資產質量夠好，能夠獲得市場認可，那麼完全可以走銀行、信託渠道，沒必要走金交所。
薛洪言也表示，自2018年4月互聯網資管新規出台後，金交所業務空間被大幅壓縮，與持牌機構、網貸的合作被斬斷，自身也面臨整改和退出的問題，對網貸平台而言，並非好的轉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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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出路：“兩貸一導”
網貸平台自尋出路的同時，監管部門也給出了轉型意見。“175號文”提及，應積極引導部分機構轉型為網絡小貸公司、助貸機構或為持牌資產管理機構導流等。只是，這三條轉型道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存在不少難題。
先來看第一條路——轉型為網絡小貸公司，門檻較高，必須有網絡小貸牌照。
零壹研究院院長於百程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目前來看，轉型為網絡小貸，對於股東的資質要求，資本要求都較高，同時網絡小貸也要受槓桿的限制。
網貸天眼分析師李鵬飛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當前網絡小貸牌照的發放已經處於停滯狀態，且取得網絡小貸牌照門檻較高，對股東實力也有較高的要求。對於自身實力不強的網貸平台來說，轉型網絡小貸的難度非常大。
薛洪言也指出，互聯網小貸的持牌門檻很高，除了個別頭部平台，其他平台獲得互聯網小貸牌照的可能性不大。融360大數據研究院此前統計的數據显示，截至2月21日，在正常運營的1063家網貸平台中，僅22家網貸平台及關聯公司持有網絡小貸牌照。
“網貸轉型互聯網小貸的關鍵，還是要看自身是否能夠持牌。”蘇筱芮還表示，即使有一些網貸平台自身是擁有網絡小貸牌照的，但由於槓桿約束，資金層面也可能會無法滿足資產需求。
尹振濤也坦言，網貸轉型互聯網小貸雖是監管指令的方向，但是難點在於網絡小貸是不能公開募集資金的，需要自有資金和合作資金，轉型后發展可能受到限制。
再來看另外兩條路——轉型為助貸機構或為持牌機構導流，也並沒有想象的那麼簡單。
對此，於百程認為，綜合實力較強的企業，轉型為助貸機構相對合理，但同時也需要監管方明確助貸業務的邊界，給予政策引導；轉型做導流的話，需要平台有海量的用戶作為基礎，且同時要求平台有較強的運營能力。
據了解，網貸機構轉型為助貸機構，合作對象可以是銀行、信託等持牌金融機構，也可以是其他合規的網貸平台。
李鵬飛稱，當前平台轉型助貸機構或為持牌機構導流仍然面臨較為現實的問題，即與持牌金融機構合作時，網貸平台的風控邏輯、資產質量很難獲取傳統金融機構的深度信任，當前成功與持牌金融機構進行合作的平台寥寥無幾。
“而轉型為其他網貸平台的助貸方也存在困難，當前處於‘三降’大環境下，即使是實力較強、有望合規備案的平台也沒有餘額空間去接納其他平台的資產。”李鵬飛稱。
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未來網絡借貸業務依然具有較好的市場空間，但更多的網貸平台可能在整個鏈條的某個環節上發揮優勢，特別在服務持牌機構方面將會發力，而不會都像以往一樣覆蓋從出借人到借款人的全鏈條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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