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深圳羅湖區的居民即便是遇到疑難雜症，他們的首選也可能不再是人滿為患的大醫院，而是社康（中心）了。
最近，快70歲的李阿姨攙扶着老伴兒顫巍巍地走進深圳羅湖區筍崗社康中心，她發現社康中心出現了一些新的醫療設備。
陪老伴兒來看糖尿病的她，這次也見到了一些平時不太容易見到的新面孔醫生。“以前只能在大醫院看到的專家也來開個人工作室了。醫生也會詳細解釋，怎麼去預防一些常見的疾病。” 她告訴記者。
筍崗社康中心是羅湖醫院集團的成員之一。去年，深圳羅湖試點成立了醫院集團，當地部分區屬公立醫療機構被納入該體系。集團成立后，不僅為社康添置醫療設備，還推動技術下沉，解決社康中心“缺醫少葯”的老大難，並且通過推動醫療保險向健康保險的轉變，將健康守護的關口前移，醫院盼着老百姓別得病。
目前，效果已經初步顯現。今年去羅湖醫院集團社康中心的患者人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1%。 在今年11月中旬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李克強總理也點贊了該模式。
近日，本報記者走訪筍崗社康時發現，雖然佔地面積不大，但是B超室、心電圖室、兒童計劃免疫區、冷鏈室等常規科室和設備齊全。入口處是一個寬敞明亮的房間，門牌上標註着這是羅湖人民醫院兒保科主任的工作室。
醫院盼着老百姓別得病
11月14日，在李克強主持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座談會上，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曾益新介紹說，目前深圳羅湖正在試點“醫共體”模式，整合轄區內的公立醫院和社區診所，打破分層管理，辦出“老百姓家門口的醫院”。李克強聽后表示：“你們提出的醫共體建議很有價值。”
上述羅湖“醫共體”模式指的就是羅湖醫院集團。羅湖從兩年前開始籌劃公立醫院改革，改革的目標很明確：少生病，少住院，少負擔，看好病。
2015年8月，羅湖醫改邁出了第一步，成立了一體化的醫院集團，將羅湖區屬部分公立醫療機構納入這個醫療服務體系，包括5所專科和綜合醫院，以及23家社康中心。但是，這28個醫療機構只有一個法定代表人，也只有一個財務中心和人力資源部門，人、財、物高度集中。
2016年年初，在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大力支持下，羅湖醫院集團又緊鑼密鼓地推出了醫療保險支付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支付方式，由“保疾病”轉變為“保健康”，通過“總額管理，結餘留用”的方式，做好居民的健康管理和預防保健，醫保基金結餘部分支付給羅湖醫院集團。這在國內可謂絕無僅有的一個突破。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強對本報記者表示，在羅湖“醫共體”模式下，能解決疑難雜症的公立醫院和社區結合得更緊密，技術力量下沉，患者對社康中心的信任度會提高，很多普通疾病和一些複雜的疾病在社康就能解決。
他補充道，羅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本質是按人頭收費。比如說一個社區，政府給你100萬元，這個社區的百姓都找你看病。你看的病人越少，耗費的錢越少，得到的剩下的錢就越多。“這就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天冷了醫院會關心百姓是否感冒，下雨了會擔心老人家摔倒跌傷，就會提前做好預防措施。”
羅湖醫院集團院長孫喜琢對記者介紹，全國只有深圳在推行這個模式，當地人社局以羅湖為試點。採訪時，孫喜琢以東北人特有的幽默和腔調笑着對記者說：“現在打心眼兒里盼着老百姓別得病，你得病我有損失啊。”
少葯？社康送葯上門
在社康工作了5年的朱春園，見證了“醫共體”模式推行后帶來的變化。
全科醫生朱春園自大學畢業去深圳一家三甲醫院規培了3年後，就來到筍崗社康中心任職，有着甜美笑容的她頗受患者的喜愛，可之前她在遇到疑難雜症時根本笑不出來。
“以前也有雙向轉診模式，但是比較模糊，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不知道該推薦病人去什麼醫院找什麼醫生。”她告訴本報記者，現在可以直接聯繫集團的客服中心，他們熟悉醫療資源，知道醫院和醫生的專長。
此外，“少葯”這個深圳社康中心普遍存在的老大難問題，也正在慢慢得以解決。羅湖不少老人如文章開頭提到的李阿姨和她的老伴兒一樣，慢性病纏身，雖然家門口就有大醫院，但是苦於挂號太難，也搞不清複雜的看病流程，平時更願意去社康就診，但時常也會為買不到葯發愁。
“兒子媳婦工作忙，我們要帶娃，來一趟不容易，”她嘆了口氣，轉而又笑了起來，“現在葯的種類變多了，開的時間也長一些了，不用總是老胳膊老腿地往這兒跑了。”
孫喜琢向記者解釋了藥品補給的流程。如果在社康中心找不到需要的葯，醫生會在集團內的醫院找，如果有，一兩個小時就送過來；如果沒有，就去集團外找，24小時之內送药到患者家中。他們的優勢很明顯，根據全科醫生的評估，如果慢性病病人的指征達到要求，一次能開3個月的葯；而其他區社康中心一次只能開1個月的葯；常規的醫院開得更少，只有1周。
缺醫？主任醫師進駐社康
那麼，如何解決“缺醫”這另一個老大難呢? 羅湖醫院集團開出30萬元的年薪，從全國各地招聘高水平全科醫生進駐社康中心，同時鼓勵集團內醫院的醫生進行全科醫生的轉崗培訓和考核。此外，集團也鼓勵副高及以上職稱的專科醫生去社康開辦專科醫生工作室。
羅湖醫院風濕免疫科主任史冉庚是響應者之一。今年11月初，他在羅湖醫院集團最大的社康中心東門社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他告訴記者，已經大概有10位專家在東門社康開辦工作室了。“社康希望我們能多去坐診，但是我們在各自的醫院都有自己的科室，有病房和門診，一般一周能去社康一天，時間充裕的話就多去。”
史冉庚說：“這對我們來說是好事。擁有個人品牌的工作室，可以提升我們在基層患者中的形象和聲譽。而從獎勵機制上來說，社康對我們也很優待。”
史冉庚進駐社康中心還不到一個月，大量的休息時間花在了宣傳上。兩三個月後，他和其他開設工作室的專家醫生將迎來一場業績考核。
孫喜琢說：“如果三個月後考核，還是沒有人找你看病，那就表示老百姓不喜歡你。”
最大的挑戰來自於觀念
吸引患者去社康的效果已經顯現。據介紹，今年去羅湖醫院集團社康中心的患者人數，比去年增加了81%。
醫共體的“大當家”也在計算家底。醫保基金從今年年初開始結算，雖然現在還不知道能拿到多少，但是孫喜琢估計，2年後很多預防的手段能見到效果，精神病或糖尿病等病人減少，集團獲得的醫保支付額度直線上升。
已經在社康開設了工作室的史冉庚盼着，“醫共體”模式完善後，大醫院醫生的壓力能夠減小，把精力放在病情較重和複雜的患者身上。“其實大醫院很多患者的問題在基層可以解決。比如說風濕免疫科，我一天接待的患者中可能有1/3就能在社康解決。”
但是，也許並非所有大醫院的醫生都和他持有相同的想法。此前本報記者採訪中，一些大醫院的醫生擔心，醫者天職自然是盼望患者好，但是如果在基層看病的患者比例增加了，大醫院的門診人數可能會下降。
庄一強表示，除了醫保基金是否支付到位等操作上的問題，上述觀念以及背後的利益再平衡，可能是“醫共體”模式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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