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曠日持久的
尋醫之旅
曄問
問尊嚴，問名聲
問靈魂，問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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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嘉鴻
與社會病戰鬥的
醫者和戰士
」
人 物 介 紹
許嘉鴻，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心血管內科主任醫師，1969年9月生，醫學博士，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心血管臨床工作。1999年開始從事心血管微創介入診斷治療手術，2004年法國馬賽St.Joseph心臟中心進修心臟介入手術。發表科研論文30餘篇，其中SCI論文13篇，參編專著4部，主持國家自然基金面上項目2項、上海市科委醫學引導項目（重點）、上海市衛生局科研課題各1項。擅長高血壓、冠心病、心力衰竭診治；介入導管治療；心臟起搏術。
採訪筆記
“縱然他是無賴，是強盜，躺在病床上的時候，就是你的上帝，你必須心無旁騖地為他治療，盡一切可能拯救他的軀體。”
“社會病，我們治不了。很多時候，病人還有生命跡象，家屬已經迫不及待了，恨不得借醫生之手，斷送眼前的性命。背後，都是血的利益。”
與同濟醫院心血管內科主任許嘉鴻的對話是有些沉重的。許嘉鴻從醫二十餘年，篤信這句話：”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作為醫者，他安慰着別人，但是自己很少得到安慰。大冬天的晚上，凌晨兩點都會有電話打來，把他從暖暖的被窩裡揪出來，直接摜進徹骨寒風。
他說，醫者慈悲，沒得選擇。
口述實錄
1選擇做一個醫生
唐曄：你來上海從醫多久了？你的工作狀態是怎樣的？
許嘉鴻：我在1986年考入了上海鐵道醫學院，本科5年，研究生3年畢業。然後去了上海甘泉醫院（即現同濟醫院），一直工作到現在。從醫20多年，一直都在心內科。我的專家門診是禮拜五下午，不過，我是做手術的醫生，覺得還是做手術比較乾脆。
唐曄：你為什麼會想做醫生？
許嘉鴻：在考大學的時候，我選的都是醫科，當時受到家庭影響，最初的想法是做醫生比較穩定，是一個’鐵飯碗”，鐵道醫學院更是”鐵上加鐵”。從我的性格來講，我喜歡穩穩噹噹的。
唐曄：你想做一個怎樣的醫生呢？
許嘉鴻：有一句話叫做”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疾病本身是自然的一種狀態，在我們能幫病人做一點事的時候，就要去把事情做好，不要有副作用，不要過度醫療，不要有私心。
另一方面，病人與醫生不是一種消費關係。但是對於醫生來說要心存感激，要把病人看做是衣食父母，把他們像親人一樣看待。
唐曄：你有信仰嗎？如果有的話，這個信仰對你從醫有什麼影響？
許嘉鴻：我是共產黨員。這個稱號對我做一些選擇的確有影響。比如，2000年我報名去雲南一個縣醫院做了半年的志願者。當地經濟水平很低，醫療條件糟糕。當地人寧願家裡死一個壯勞力，也不願死一頭牛。如果看病需要千把塊錢，家人可能把病人拖回去了。那裡很多人還是穴居，或者住在樹上，外傷、疫病、寄生蟲病很常見，來就診的都是那些”急病”。
當地人是一種低水平的幸福，他們很悠閑，生活節奏很慢，想的東西很少。只要吃得飽，穿得暖，家裡沒遇到特別大的事情，就很開心。在那裡，讓我看到了很多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東西。
2003年，SARS流行，我也是第一批到我們醫院的發熱門診去的。一個月時間，只有我老婆和我接觸。那時候並沒有感覺害怕，只覺得生死有命。
2面對社會的荒唐一面
唐曄：做了這麼多年醫生，有沒有不開心的時候？
許嘉鴻：有一種社會現象很令人憤怒。最近有一個例子，有人要做心梗手術，來的時候說要用最好的葯。在醫院里住了一個多星期，欠了五六萬治療費便出院了；過了两天，他又跑到病房來，往床上一躺，要求治療。我們雖然氣憤，但不能見死不救。這個人活着的時候沒人管，要是真正死亡了，估計就會有很多”家屬”出現，找醫院要賠償。”要發財，找醫院”，這種社會現象造成的壓力，很多時候都會轉移到醫生頭上。如果病人沒有誠信，逃了費，醫生本來沒有”追錢”的義務，但是這時候醫院肯定會來找醫生的責任。
像這樣的病人，我們還是要給他看病。所以醫生很無奈，被放在一個道德高地上，說你要救死扶傷，哪怕對面是你的仇人，今天作為一個病人在你面前，你也不能拒絕他。但是，又沒有相應的保障措施。在某種程度上說，醫生是弱勢群體，包括醫院也是。
唐曄：是不是人性變壞了？人性中的”惡”是不是會很容易就在醫院裏面透漏出來？
許嘉鴻：每個地方都有好人壞人，醫院里可能看得更多一點，因為在醫院裏面對的是生老病死。另外，輿論宣傳也很重要，有些宣傳給老百姓一種印象：到了醫院就是消費。就像我花了十塊錢，買了一杯水，你一定要給我這杯水。但是看病不是這樣的。同樣是感冒，花了三百塊錢，有的人好了，有的人沒有。
唐曄：作為一個醫生，一方面要想着做一個好醫生，一邊還要面對世態炎涼，你有糾結嗎？
許嘉鴻：對我來說，醫生是我的職業，我要盡我的全力看好病。有些事情可能也不是醫院或者醫生這個群體能夠解決的。做醫生不能意氣用事，這些社會現象的出現，肯定是有背後的深層原因，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在變軌的時候碰到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也許會慢慢變好了。
3接受從醫的苦與樂
唐曄：你最開心的是什麼時候？
許嘉鴻：手術天天在做，因此也有快樂的時候。都是在心臟上做手術，難易程度是不一樣的。有時很複雜的手術，你很順利做下來了，那就很開心。比如，最近一個六十多歲的女病人，她平時不在意自己的冠心病，住院后我發現她是高危的，命懸一線。我們給她做了手術，手術很成功，但是晚上發現她的血壓低下去了，做了心超之後知道是出現了手術的併發症–心包填塞，趕快又給她作了心包穿刺。不到五分鐘，血壓就恢復正常了。兩個星期后，病人出院了，一直很健康。
一旦出現手術併發症，有的時候是矛盾的。放支架的病人有的要用一些抗凝的葯，但是心包出血要用止血的葯，這兩者其實是矛盾的。這就像走鋼絲一樣，能夠順利地走通了，兩次手術，救了她兩次命，結果很好，我就很開心。
唐曄：你對家人有什麼遺憾嗎？
許嘉鴻：我對家庭照顧得比較少，基本上沒有時間陪兒子。老婆還好，她也是醫務工作者，一名護士。我覺得護士會更苦，她們的上升空間不大，變化不大。她的工作是剛性的，上級的很多指令她是沒辦法的。
我們有個”綠色通道”，一旦有心肌梗死的病人，365天，24小時，只要有電話打來，你就要過去。我們說”時間就是心肌，時間就是生命”，因為血管一旦堵塞，早一分鐘打開，細胞就會少一點壞死；時間長了，可能就全部壞死了。
冬天的時候，剛剛睡下去，被一個電話吵醒了，有時候真的實在不想起來，但是沒辦法，必須起來。我的手機從來不關機，因為戰士的槍隨時要背在身上。
唐曄：你有什麼煩惱嗎？
許嘉鴻：我覺得，很多醫生都會有這樣的煩惱，那就是現在的醫療考核體系。要寫論文、評職稱、帶研究生，而且，醫院科室也有自己的指標。現在，我們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和病人的家屬溝通，能夠做的就是問心無愧。有的病人最終的目的就是訛點錢，醫院有糾紛辦公室，社會上有醫調委，不管通過哪種途徑，最終賠錢就好了。
唐曄：現在這種狀態下，做一個好醫生難不難？如果再重新來過的話，你還會選擇醫生這個行業嗎？
許嘉鴻：有難度的，但是我覺得還是能克服。重新來過的話，我想還是會做醫生的。我也對孩子說，你如果想學醫的話，我是支持你的。
唐曄：你有什麼心愿？
許嘉鴻：平安是福，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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